20世纪初，一位名为周纬的学者就职于外交部，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虽然他的本职工作是处理各种与各国相关的外交事务，但却把一部分心思放在了别处：他喜欢借着办理外交业务游历各国的机会，到各处收购古代兵器。之所以会这样，恐怕原因得归在周纬先生自幼时在心中种下的大侠情结。周纬少年时喜好读武侠小说，羡慕小说情节中削铁如泥的宝刀，遂借着外交的机缘，接触了“诸国名士、贵族及收藏家”所珍藏的古代刀剑。这些外国上流社会收藏的刀剑让他开了眼界又羡慕不已，同时也激起了他对于少年时代读到的武侠小说中的宝刀的遐想，于是乎周纬起而效之，四处搜寻、购买、收藏各种古代兵器，他的搜购、收藏的兵器品类中，不只有中国兵器，还包括了世界各地的兵器，而这些藏品都是他作为外交官，借着公务奔波世界的机会逐步积攒起来的。
这位外交官不仅收藏兵器，也研究兵器，几十年里利用公务之外业余时间写出了《中国兵器史》、《亚洲古兵器制造考略》、《亚洲各民族古兵器考》三本书，其中《中国兵器史》可以说是第一本关于中国兵器的通史。
《中国兵器史稿》周纬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7月
但必须承认的是，周纬先生和他写的几本古代兵器研究的专著是有些生不逢时的，确切地说，他生活的时代太早了，书写的也太早了。在他生活的20世纪初叶，写一本中国兵器史，很多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写出的书也带有许多时代的局限。在周纬著书写作的20世纪初，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事业刚刚起步，能通过考古发掘而获得的历史信息远不如今日丰富（周纬先生自己也清楚这一缺憾，称写书之时，中国“发掘事业之未盛”），受制于那个年代可获得的资料信息，想写好一部中国兵器史并不容易。
写书参考资料不易获得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写出的书的内容不平衡。周纬可以利用那个时代刚刚兴起的田野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写先秦至秦汉的古代兵器写了146页，但当书写至秦汉之后的部分时，由于这些历史时段当时的考古工作尚较少触及，书的行文仿佛进入了快进模式，从西晋至元代的一千余年里的时间段，其篇幅仅占了18页，这一部分主要通过辑录各种古代文献中关于武器的文字描述而写成，其中宋代部分，则主要是摘录《武经总要》的内容。之所以写成这样，还是在那个时代能获得的历史信息太少了。而当该书写至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部分，内容则又开始详实起来（这部分的篇幅约占44页），因为明清留至民国时的传世兵器实物比较丰富，用周先生自己的话说，便是“清代距今不远，记载虽少，而实物颇多”。周先生之所以这么说，除了反映他能接触到比较多的清代传世文物之外，也反映了在他所处的时代，实际上也只能接触到传世的清代兵器实物，却还未能接触到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皇朝礼器图式》、《大清会典》、《兵技执掌图说》等参考文献以加深对于兵器实物的理解，因此在探讨兵器时也未能做到文物实物与文字史料的相互对应参考。
尽管有诸多局限，周先生的书依然在今天某大网络销售平台上的古代武备研究类书籍中于销量上遥遥领先。这恐怕是因为自周先生写完他的书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兵器武备研究在文物研究中一直是个相对冷僻的门类，针对某一历史时期的古代武备的优秀专题研究固然是有的，但是却少有贯通各朝代的中国兵器、甲胄通史。在周纬之后，确实有一些优秀的古代武备研究著作问世，例如杨泓先生的《中国古兵器论丛》、毛宪民先生的《清宫武备兵器研究》、白荣金先生的《甲胄复原》等等，但这些著作或是各种个案研究的集合，或是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某一时段，或集中于某一门类，尚无法作为描绘中国古代兵器甲胄发展概貌的通史类著作。所以即便周纬先生的《中国兵器史》成书早，局限颇多，不尽如人意，但多年里后人又少有写成类似的通史著作，故而周先生的书尚无法替代。
今天距周纬1945年写成《中国兵器史稿》已经过去了大半世纪，在这长达七十年的时间里，随着考古事业的推进，有为数可观的古代兵器甲胄实物以及描绘古代兵器甲胄样貌的墓葬壁画、俑和日用器物被发现出土；此外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深入，又有众多的可作为研究参照的古代寺庙、石窟的壁画、造像以及地面墓葬石刻被发现；在这大半个世纪中还有大批古籍被发现、点校、出版，而当今便捷的网络信息环境又可以帮助人更快捷地获取国外的考古材料和研究论著。总之经过了这小一百年的时间，人们的知识视野被极大拓宽，可获得的信息材料早已不是周纬先生写书的那个年代能比的。
既然当今知识信息条件已经极大地改善了，那么笔者作为一个古代兵器爱好者不禁要问：当代人是不是可以利用这近七十年里获得的新材料，再写一部中国的兵器和甲胄的通史？而古代兵器收藏家龚剑近年写成的两本书《中国刀剑史》和《中国甲胄史》恰逢其时地出现了。《中国刀剑史》一书从中国铁质刀剑类兵器出现写起，写至清代，并在书尾附上作者个人对于鞭、锏、棒、锤等钝器及少数民族兵器的研究，《中国甲胄史》一书从商周青铜甲胄写至清代，在书末附上了关于藏、彝地区的少数民族甲胄研究。可以说这两本书能比较准确地概括中国千余年内刀剑、甲胄发展演变的面貌。
《中国刀剑史》龚剑著，中华书局2021年4月
《中国甲胄史》龚剑著， 中华书局2025年1月
兵器甲胄在文物的研究中是个相对的冷门项，但研究如果是出于爱好，也就不会去计较什么热门冷门，龚剑对于冷兵器的研究恰是出于这种爱好。为了写成这两本书，他花了二十余年时间收集中外武备资料，可以说是下了搜山揽海的功夫，比如为了探讨唐代的皮甲的情况，除了参考新疆若羌米兰戍堡的皮甲，还对照了大英博物馆藏的斯坦因在20世纪初掠走的三组米兰戍堡皮甲残片和尼雅皮甲、韩国公州公山城出土髹漆皮甲、2019年新疆克亚库都克烽燧出土皮甲甲片、2020年青海都兰血渭一号墓出土皮甲。在他的这二十余年里，随着互联网资讯越来越发达，可以获得的国外征集文物、出土文物资料越来越多，同时，关于古代武备的考古发现也越来越多，总之可收集到的研究参考的材料越来越丰富，工作量也就越来越大，但基于爱好，也就能乐在其中的，一干二十余年写成这一套两本书。
写出质量过硬的书，除了需要收集足够多的信息材料，还需要对自己得到的信息材料进行审慎地分类、筛选、甄别。每论及一个时代的刀剑甲胄，龚剑必定将那个时代的相关文献史料、雕塑绘画等图像史料以及考古出土刀剑、甲胄实物资料，这三种不同性质的历史信息依次罗列，然后再对武器的形制展开讨论，行文论述时又极其注重古代雕塑绘画、出土实物、文献这三种性质资料之间的对应考辨，并在此基础上尽量还原各个时代刀剑甲胄的面貌以及演变过程。在龚剑之前，也有部分古代武备收藏家写有专著，也试图总结归纳各朝代武备的特征及演变情况，但这种归纳乃至建立的年代框架是建立在自己从市场上购得的藏品基础之上的。相比之下，龚剑立足于文献史料、历史年代可考的考古出土实物以及古代雕塑绘画等信息材料建立的关于古代武备的年代框架，要更为严谨可靠，也更有说服力。龚剑作为一名收藏家，在研究中也会使用不同私人藏家手中的藏品，但私人藏品是作为最后的补充性材料，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古代文物研究者对于历史资料运用时的谨慎。
写书时的宏观视野，同样会影响书的质量。有人习惯了以当今的国界为线为范围书写的历史，但是刀剑甲胄之类的器物的使用与传播从来都不会受制于当代的国界，因此，即便写中国刀剑史、甲胄史，也不应将眼界局限于国内。这是套关于中国刀剑甲胄的书，但书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中国域内，而是有更宏观的国际视野，用了相当篇幅探讨了历史上的中外之间的刀剑、甲胄的交流，这点尤其可贵。古代文明之间在使用器物上会互通有无、彼此仿制学习，但是对于器物模仿学习的积极性，却可能会因器物的种类而有所差异，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战争所用的兵器武备的学习的积极性可能是最高的，因为兵器武备这种东西关乎自己在战争中的存活，出于求生、求胜的需要，古代战场上，只要是敌人打仗的好用东西，无论是刀剑，还是甲胄，自己也都想着搞到手，为自己所用。因着这种古代国家间对于兵器甲胄的互相交流和学习，当我们在博物馆看到某种中国古代的刀剑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其形制源头可能在北方草原，也可能在西方，而见到中国某一朝代的某种类型甲胄，可能也想不到这种甲胄曾经在某一历史时期被仿制到了域外。中原人群与北方草原之间持续不断的争斗，丝绸之路带动的东西文明之间的交流，都会为武备兵器的相互影响创造条件。基于此，龚剑的两本书对于历朝历代中国与周边文明的武备交流都有颇多关注，既注重考察古代中国武备中的外来因素，也注重讨论中国武备对于外部地区的影响，尤其是这两套书中探讨蒙元时代的刀剑甲胄，能从兵器的角度看出一个地跨欧亚的广域政权对东西方的影响。
关于蒙古帝国对东西方兵器的影响，其实从中国皇帝和法国皇帝的两把形制相近的佩刀上，就可以直观地看出。当一个现代人想起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时，可能脑海中会浮现出油画《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 le Grand-Saint-）（图1左）中骑马拿破仑的样子，毕竟这幅画已经成为拿破仑其人的主要标准形象之一。在画中，拿破仑跃马而起，手指前方，引导士兵奋勇向前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险要关隘。在这一颇显威武的形象中，拿破仑腰间挎了一把马刀，如果观察马刀的细节，可以发现这把佩刀上有十字刀格护手（图1中），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在北京昌平的明神宗定陵中出土的一把腰刀（图1右），在形制、外观上也与拿破仑的佩刀有颇多相似之处，也使用了类似的十字刀格护手。阿尔卑斯山和北京昌平定陵处于欧亚大陆两端，相隔万里，而拿破仑距定陵墓主明神宗的下葬时间也相隔一百余年，但读过龚剑的《中国刀剑史》，了解了蒙古时代兵器武备发展的脉路，便也能理解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且身处不同时代的两个皇帝，何以会佩戴特征相似的腰刀，而这背后是一个更早时代的广域的蒙古帝国促成的东西方文化大交流。
图 1 左：油画《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 ，中：《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中的十字刀格护手腰刀细节， 右：定陵出土的明神宗十字刀格护手腰刀
龚剑在研究中观察到随着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后，一种十字形的刀格护手在东欧、西亚、中原皆开始被使用。龚剑在此基础上继续追索，参考考古资料和外国学者研究，将这种十字刀格护手最早追溯到今乌克兰境内的阿瓦尔墓地出土实物（这件武器残件现存于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而之后的考古资料显示粟特人、突厥人皆使用这种十字形刀格护手，唐代之后，这种十字刀格护手被带入中国北方。草原的契丹人及之后的蒙古人也沿用这种十字形刀格护手。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这种十字刀格护手也进入了中原的武备体系，成为了《大明会典》中的“十字隔手事件腰刀”，成为明代开国功臣蕲国公康茂才墓、明神宗定陵的随葬腰刀上的护手（图2左）。向西，这种十字形刀格护手通过伊利汗国、金帐汗国传播到了西亚、东欧乃至西欧地区，在小亚细亚发展成一种名为“kilij”带有十字形刀格的土耳其弯刀（图2中），而这种刀在某些场合会被作为伊斯兰地区武器的代表形象。向南，十字形刀格护手随着帖木儿的后代从中亚南下进入印度，成为印度本地刀剑中的重要组成元素（图2右）。在《中国刀剑史》一书中，可以看到这种十字刀格护手腰刀在东西方之间有趣的传播情况。
图 2 左：明蕲国公康茂才墓出土腰刀， 中：大都会博物馆藏 土耳其“kilij”腰刀弯刀， 右：大都会博物馆藏 印度产“”腰刀
此外，在这套书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历史上不同地域国家兵器甲胄交流的细节，比如，随着蒙古帝国建立，最先出现在蒙古高原、南俄草原突厥民族使用的外弧弯刀（11世纪变得非常流行），开始影响中国刀剑的形制，自此之后，中国的刀由直刀变成了弯刀。还比如，通过俄罗斯地区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受到中国金朝风格影响的具有立眉毛特征的头盔，还可以看到布面铁叶甲残留的甲叶、铁片组成的铠甲护臂，而这种具有布面铁叶身甲和铁片组成护臂的铠甲也因为蒙元的统治的缘故，在明清时代的中国继续流传，以至于我们能在俄罗斯境内出土的金帐汗国甲胄（图3左）和中国明清之交的皇太极穿着的御用铠甲（图3右）上能看到不少相似的特征。俄罗斯之外，龚剑也引用了大量波斯细密画的材料，让人看到中国金、元时代出现的札甲形式在西亚地区的传播。
图 3 左：俄罗斯境内出土金帐汗时代布面铁叶甲复原绘图， 右：故宫博物院藏 皇太极御用布面铁叶甲
13世纪蒙古黄金家族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大陆东西的广域帝国，因此日本学者山杉正明认为蒙古大汗缔造了第一个“全球化体系”，美国学者梅天穆也提出蒙古帝国催生了前现代“全球化”的雏形的观点，还提出了“成吉思汗大交换”的概念，认为蒙古帝国创造了第一个横跨东西方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带动了人口、商品、技术等因素的流动交换。刀剑盔甲作为古代战争的重要工具，其交流按说也该在所谓的“成吉思汗大交换”中有所体现，过去学者们关注过中国火药的西传、中东的白砂糖及烧酒的东传、中东钴料的东传与元青花产生及其西传，但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中刀剑甲胄的交流在之前并未受到太多的关注，不过借由这一套两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蒙古帝国带动的东西方兵器武备交流，该套书从兵器武备的角度诠释了历史学者提出的蒙古“世界体系”。当然，这套书也探讨了其它历史时期的不同文明间的刀剑甲胄方面的文化交流，总之，虽然这是一本以中国为立足点的书，但是书中的全球史关注视野却是难得的。
这套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之处，便是其中关于武备的名物考证。古代留下的文献中有诸多关于甲胄的名称，如“山纹甲”、“明光铠”、“铁浮图”等，这些事物至今只有名字留存，而其具体形制、样貌如何，则难有定论，以至于而今网络上的古代军事爱好者对于这些物品具体样貌有颇多猜想，并根据这些猜想做出了复原尝试。可喜的是，龚剑的这套书对于这些争论颇多的“未解之谜”，基于文物细节、古代图像资料结合文献进行考证，给出了一些可以接受的解释，其中对于所谓“山纹甲/锁子甲”的考证便是一例。在互联网上古代军事爱好者圈流传着一种对于古代文献中提到的一种名为“山纹甲”的理解，他们将古代画像雕塑中的“Y”字形甲片甲胄（图4）当作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山纹甲”，打开某大网络销售平台搜索“山纹甲”，搜到的基本上是按照古代绘画、雕塑中的“Y”字形甲片制作的复原盔甲（图5）。但龚剑基于现存的一种在一侧有锯齿的类似“山”字的古代甲片实物（又被称为“曲边甲”）（图6），结合绘有相似特征的古代壁画进行推测，又参考唐代将一侧有锯齿形的刀柄在文献中称为“山纹”的案例（图7），并将宋代文献中的“顺水山纹”与石刻文物中的甲胄对照，考证出所谓“山纹甲”实为唐代时期将粟特人风格甲胄吸收入自己军队出现的一种有锯齿形边缘的甲片编成的甲胄。至于目前互联网传为“山纹甲”的“Y”字形甲片拼接成铠甲，龚剑则按历史时代顺序罗列了关于这种铠甲的塑像和绘画，发现这类铠甲其实由圆环铆接的锁子甲（图8）的绘画简化而来，宗教用途的天王神将塑像和绘画中的“Y”字形甲片只是绘画繁琐的锁子甲在画法上的细节简化。这一颇为扎实令人信服的考证基本上可以解决军事爱好者关于何为“山纹甲”的持续多年的争论。类似关于古代名物的细致、仔细的考证在书中还有很多，此只是其中一例。
图 4 故宫博物院藏《关于擒将图》中的“Y”字形甲片铠甲
图 5 在某大网络销售平台搜索“山纹甲”出现的“Y”字形甲片
图 6 一侧有锯齿的甲片实物
图 7 正仓院藏被称为“鲛皮把作山纹”的唐代腰刀刀把
图 8 大英博物馆藏绘画残片中的锁子甲
通常看法认为研究文物，考古学专业背景出身的学者具有天然的优势，龚剑并没有这层背景，但也因为这点，他的著作反而显得更有平衡性。建国初期，我国考古工作的发掘研究有重“前段”而轻“后段”的特点，发掘工作的成果集中于较早的历史时期，相应的研究也偏重于早期，对于更晚历史时段的研究重视程度则相对较弱。例如杨泓先生的《中国古兵器论丛》对早期武备有非常精彩的研究，但对于宋代以后的兵器极少提及，即便是有所着墨，也集中在之后时代的火器，并强调火器出现后对于冷兵器的取代作用。但如果仔细观察近代战争的形态，会发现火器的运用并不意味着冷兵器的立即衰落和退场，火器也并不能立即成为战场的主角，而刀剑甲胄仍然在战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到19世纪欧洲战场，马刀和长矛仍然是欧洲骑兵的重要武器），而在有些地区，冷兵器也保留了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例如清代统治者长期将骑射作为满洲民族勇武精神的象征）和艺术价值（甲胄、刀剑在近代中外宫廷皆是统治者乐于花钱制作收藏的艺术精品），因此，明清时代的刀剑甲胄仍然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尽管过去考古界对这一时段的冷兵器研究并不甚重视，而龚剑的《中国甲胄史》、《中国刀剑史》皆把这两个时代兵器武备做了仔细探讨，没有将之一笔带过。
作为专攻武备甲胄类文物的收藏家，以这个身份写武备类的研究，也有独到的优势：由于经常上手把玩实物，因此对文物的细节往往十分敏感，而这种对于细节的敏感又有助于从文物中读出更多的历史信息，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弥补部分考古工作者的知识短板。例如1986年《考古》第7期刊登了《山东郯城出土宋代铜盔》，根据报道的描述，“古城遗址出土铜盔一件，盔高8.5厘米，口径16厘米”，但龚剑基于自己对甲胄类武备体量的敏感，认为“已知盔径都是在19-22厘米，此内径16厘米，远远小于正常人的颅骨直径”，故而对此物做出了是门环构件的推断，修正了关于文物的既有判断。
我的研究领域并非古代兵器，只是一个古代军事爱好者，单纯站在一个军迷读者的角度来说，这套书读起来是十分过瘾的，作者收集了大量古代兵器的图片，就是不看文字部分，这些图片对于军事爱好者来说都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最后笔者还想纯粹以读者身份，提一句书籍排版的一个小用心，这个用心令阅读的体验更佳：龚剑的书是行文印成一册书，把插图印成了另外一册（图9），这样阅读时候不会因为插图α在书中的A页，然后往后读了十几页读到了B页，行文中又出现了对插图α里面文物的讨论，还得再往回翻到A页再看。看一下文字描述，往回翻十几页看一下图，再翻回来看文字描述，这样的阅读体验并不理想，因此所有插图单独印一册，避免了图、文阅读相互打架的情况，这也便能够提供比较顺畅的阅读体验。
图 9 《中国刀剑史》的排版情况
当然，我国的考古事业一直在向前推进，随着时间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问世，也会有更多基于新发现的后继研究加深人们对于古代兵器的认知，作为一个古代军事爱好者，还是希望这本套书能带来更多关于古代兵器的讨论和研究，而我们这些爱好者也可以等着更多的后续研究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