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队友去大连前，相识不下十年的沈阳文友子聿对我说，姐，你都到大连了，一定要来沈阳呀，沈阳和大连这么近。
我根本不知道这两城隔多远，东北我是头一回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高铁是两个小时的距离。
我回她说，看情况吧。连头带尾六天的时间，飞到一个城市玩，还要再坐两小时高铁去另一座城市，这对体能似乎是一种考验。更多的还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子聿比我小十岁，她还是个美才女，曾获得某网评选的“最具影响力作家”称号。现代人见面免不了拍照发朋友圈，我怕自己又老又丑，很丢人。早知道要见网友，我应该去割个眼袋、拉个皮啥的——虽然我不敢，但至少白发要染一下吧。
没错，我是有衰老和容貌焦虑的。年轻时，我是个超级爱拍照的人。但过了五十岁生日以后，我对拍照变得抗拒。我不能接受那个变老变丑的自己，为此甚至有些社恐。后来，在爱拍照的朋友影响下，我才慢慢调整心态，重新稍稍喜欢上拍照。但现在要与年轻的美女站在一起拍照，还是需要作心理建设。
我到大连后，子聿就认定我要去看她了，她热心地帮我选择往返的高铁车次。我心一横，好吧，那就打高铁去看一个人。那个人正好又那么可爱，我也想见见她。借此机会挑战一下自己的容貌衰老羞耻症，拓展一下人生的宽度和弹性，也不错。
抵达大连的第三天，我一大早出发，打高铁去见子聿。尽管在彼此的朋友圈已见过很多次照片，我还是担心照片或有美颜，会不会见到了真人会不认识。
结果，我一出高铁站，还在直直地往前走呢，斜刺里冲出一个人，双手环抱了我。正是子聿，她扎着高马尾，着碎花长裙，瘦瘦高高，清纯得像个大学生。我也拥抱了她，呀，她可真瘦。
这一天，沈阳的天气热情似火，我俩在大街小巷里穿梭，听到沈阳人说：“今天我都热迷糊了。”子聿抱歉地说，姐，你今天来，碰到我们沈阳最热的一天，真是不给面子。但我一点也不介意天气，因为我听到“热迷糊了”的东北话里，有一种特别的喜感。
想起在大连时，出租车司机听我说话口音，一口猜出我是上海来的。他说我的普通话里有“上海味”，而他们说话则有“海蛎子味”。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口音是“南京味”，因为我以前生活的马鞍山与南京很近，上海同事总说我的口音像南京人。没想到在上海待了十几年后，口音又变了。
那天，我和子聿在茶馆喝了茶，去张学良故居参观，还在西塔街的一家韩式餐馆吃了大餐。我们喝着啤酒就着烤肉，聊人生，聊婚姻，聊工作，聊与写作有关的事。就像见过很多次面的老友，没有半点不自在。
当时我就想，就这样和兴趣相投的朋友见面，喝酒聊天，多治愈人，什么社恐症啦、容貌焦虑呀，全抛之脑后。
晚上我又坐高铁回到大连。
多年以后，我会想起自己打高铁去沈阳去见一个人。那天，沈阳很热，我和她在西塔街一家叫“草家”的店里喝酒。知道了上海很有名的“西塔老太太”烤肉，就是从沈阳西塔街走出来的。
我总会听到一首不知道名字的歌，里面有一句“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那天，我和子聿相处的八小时里，没有陌生与枯索。我们都觉得彼此就是朋友圈见过的那个人，一点都没变，比影像更加生动鲜活。大家都是普通人，不凹人设，也就没有“塌房”之说。
我们在网上沉溺太久，不如走出去，去见想见的人，聊很久的天，在烈日下并肩暴走，笑得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