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18岁的浙江平湖人徐以楙来到上海。此前他已在嘉兴秀州中学毕业，在家庭的安排下打算报考燕京大学，而且已经将中学成绩寄去并通过初选，得到通知需到上海沪江大学进行口试。不料，这年夏天嘉兴霍乱流行，徐以楙不幸染病，虽然侥幸得救，却已耽误考期，只得转而投考复旦大学商科。
徐以楙1923年春季在秀州中学摄影
复旦商科创始于1917年，是中国最早开办的商科高等教育之一。复旦商科学长李权时在1926年的《复旦年鉴》著文说：“复旦创于民国纪元前七年，向重文理两科。民国六年，应社会之需要，乃创立商科，与文理两科鼎峙而三。其时国内各大学之设立商科者，尚属绝无仅有，可谓得风气之先矣。”复旦创办商科，显然是看中了上海对商业人才的需求。
1920年，复旦商科分设国际贸易、工商管理二系，1922年又改为理财、商业二系。次年，李权时担任商科学长，两系调整为银行金融系和商业管理系。这一年，商科共有学生389人，占到全校学生总数的一半。在徐以楙报考的1925年，复旦全校共毕业学生88名，其中仅商科就有52名，远超文科的15名、理科的8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科系。
也是在1925年，复旦商科扩充为普通商业系、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和国内外贸易系等五个专系，还计划开办交通运输系与保险系。学生所修课程分为大学必修课程、商科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各系选修课程四类，其中商科必修课17门，各系必修及选修课47门，共开设课程64门。商科学生在入学二年中修完基础课程之后，可根据个人志愿任选系别，类似今天的大类招生、专业分流。
对于有心就读复旦的学生来说，最大的难度在语言。徐以楙在日后的自述中写道：“该校中文教师有陈望道、刘大白等知名人士，其他教师大都是留学美国的博士、硕士头衔的教授先生，上课用英文讲解原版课本，经济学教授陈振（铎）【华】、会计学教授安绍芸等人连自己本国语言都讲不清的，因此英语基础差的就很难读。”好在徐以楙就读的秀州中学是教会学校，从中学一年级起就由美国人授课，英文不是问题。
1907年5月23日，徐以楙出生于浙江省平湖县城内的一个书香世家。徐姓是当地仅次于张姓的大姓。祖父徐惟鑅是教书为业的前清秀才，原拥有三百亩田产和三处布房，家境还算殷实。父亲徐善澡是前清贡生，毕业于法政专科学校，曾任中小学教师及机关小财司，抗日战争期间在家乡设立私塾，为不愿去上日寇主办的学校读书的孩子提供教育，由此积劳病故。
徐以楙自幼跟随祖父母生活，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1915年秋，他进入平湖稚川小学读二年级，于1921年夏高小毕业，考进秀州中学。恰逢当时中学改制，四年后（1925年）徐以楙从高中毕业，并于同年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复旦大学1925级商科新生。
徐以楙1928年复旦大学毕业证书原件扫描
二
一百年前的复旦商科氛围如何？
徐以楙就读期间，很可能到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实习过。这所银行于1919年由复旦大学商科教授薛仙舟倡议创办，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城市信用合作组织。
薛仙舟（1878-1927），广东香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在美国留学归国后，到复旦任大学部学长、教务长。他在国内最早提倡合作主义，不但在复旦开设相关课程，而且身体力行，推动了一系列合作运动，被称为中国合作主义的先驱。
在校内，薛仙舟先是筹建了合作商店，又发起成立国民合作储蓄银行。银行由复旦校长李登辉担任董事长，杜德荃、徐树声任顾问。第一任行长为薛仙舟，后由李权时任代理行长，继任者有袁际唐等。银行在校内和江湾镇都开设营业部，由商科学生充任职员，承担全部业务工作，既是教学、也是实习，与会计统计练习室同为学生的实训场所。
今日之“普惠金融”，应追溯到这所师生共办的银行。它的宗旨是 “补助小本营业，提倡合作主义，鼓励同胞储蓄，解放平民经济”，手段就是吸收小额存款，并向小工商业者发放小额贷款，“从平民搜集所得之资金，复以融通于平民。”这些理想载于《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旨趣书》，其中更明言：“希望以这个银行为经济解放的起点”，以合作的精神“废除特殊阶级”，“免去社会的竞争。”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开办至1930年，覆盖了徐以楙求学的全过程。
在合作主义的鼓舞下，商科学生还办起了“合作食堂”，由同学管理全校的膳食，亦系为国内大学首创。《复旦大学志》称此举“既节约了食堂的管理费用，降低膳食成本，又做到主食和副食的搭配，花色品种繁多，适应来自各地同学的口味。李登辉校长对此颇为欣赏，常亲自与各桌同学轮流共餐，乘此机会听取同学们的意见，改善学校行政工作。”此外，复旦商科还在1926年创办了商业博物馆，分商品陈列部、商业图书部两部分，其中商品陈列部搜罗中外商品数百种。
这些合作事业不仅是商业尝试，更是社会运动。商科学生除了学到金融等行业的具体技能以外，还借此途径进行了不少社会调查，相关的资料多刊登在商科师生创办的《平民》周刊上。这份杂志始于1922年5月，次年扩展为平民学社，还在江湾新校舍附近开办了义务学校，由商科学生义务教学，为周边居民提供学习文化的机会。学校经费则源自学生捐款及国民合作储蓄银行营业所得。此外，复旦商科还在1921年成立了银行经济研究会，次年改称经济研究会，1926年又成立经济学会，都是学生组成的学术研究性社团。
1920年代的复旦校园，充满了自治精神，而学生人数最多的商科，自然也是自治的主体。这与学生的活跃有关，也离不开校长李登辉开明的治校方针。徐以楙的复旦生涯，应该是不枯燥的。
徐以楙就读时，复旦商科及与商科学程有关的教授已达25人，另有助教2人。修完基础学分后，他选择了会计系，此时会计系的几位年轻学者已经崭露头角。他自述中提到的安绍芸（1900-1976）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上海解放后，安绍芸经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推荐到新政权工作，曾任财政部会计司第一任司长，为中国特色会计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
三
徐以楙入学这年，复旦商科由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学生修满132个学分就能毕业。他在自述中说，“当时学分制，凡总成绩超过八十五分的可多读功课。我只花了三年和一个暑期学校就算毕了业，得会计系商学士。”
1928年，徐以楙毕业之后，“经校长李登辉博士选送进南京国民党政府审计院（复旦校友于右任做院长）处担任核算员，派在邵力子的哥哥邵师周科长的二所二科，办理审核内政系统文官处等报销账本。”邵力子也曾任复旦中文系教授，看来校友关系在毕业生就业时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百年前复旦商业学生的毕业出路还是不错的。1930年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在“会计学系概况”中专门强调，“开办迄今，历届毕业学生服务国府各机关及银行或公司中会计职务者、执行会计师事务者，比比皆是，足证社会需要本系人才之急。”徐以楙就是服务于“国府各机关”中复旦会计系毕业生之一员。
此后，徐以楙的人生轨迹按照公务员的剧本按部就班展开。
徐以楙1931年会计师登记
1931年春，审计院改组为部，徐以楙调至审计室担任周增奎博士助理，负责复核财务类单位的报告文件。1929年通过笔试成为国民党党员。1934年春，审计部设立津浦铁路审计处，由周 增奎担任处长，徐以楙担任驻外协审兼第一组主任，派驻浦口路局大楼办理事前审计。1935年底，随周增奎调任四部，改任稽察，仍协助周复核审查报告，有时被指派监视行政机关建筑工程的开标验收，以及公债还本付息等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受到日机轰炸，徐以楙携妻儿随同审计部于1938年前往重庆，同年迁到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审核财务类机关的报销账册。
按当时规定，党政机关荐任职以上人员都要轮流受训，徐以楙于1940年1月被指派到重庆浮图关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人员训练班，为期一个月。训练完毕后，被派驻交通部办理就地审计。当时物价飞涨，审计部待遇不佳，他希望能另找一份工作，于是花了三个月时间为正中书局编了一部商业专科学校教科书《审计学》，又为交通部公路运输总局局长潘光迥担任会计顾问以补贴家用。
1941年春，徐以楙升任赈济委员会，主持就地审计。因该会要迁乡下办公，十分不便，同时待遇亦未改善，他坚决辞职。获准后，经交通部主任秘书徐济介绍，在交通部会计处（处长是他在复旦的老同学陆荣光）任会计研究室主任，修订各项交通会计。这年，他因兼职兼薪遭到停止任用一年的处分。1942年，他又托人介绍进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作，负责修订邮政会计制度。
1943年夏，世界书局总经理，也是徐以楙在秀州中学的同班同学詹文浒介绍他进入国民党国定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代表世界、大东、开明、文通四家书局利益并担任会计组长。徐以楙觉得各家书局矛盾很深，工作不易开展，想要调换职位。次年夏，应新任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潘光迥的邀请下，徐以楙出任该公司财务处秘书，负责主持该公司及所属各工厂的财会工作。
徐以楙1943年在陪都重庆编著商业类职校教科书《审计学》（书影为抗战胜利后1947年10月沪15版）
抗战胜利后，徐以楙进入中央银行担任二等分行经理，并兼任金融检查科主任，办理财政部所委托中央银行各地分支行处，检查当地全国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工作地点在上海外滩二十四号楼。1947年冬，他兼任上海金融管理稽核兼第一组主任，办理指派工作人员核查银钱行庄经营业务、取缔金钞黑市等案件有关出勤工作。1949年1月，兼任央行贴放稽核科主任，派员核查接受中央银行贴放款项的厂家。
然后就是上海解放。
四
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徐以楙下定决心：他不随国民党离开，也不劝别人离开。他依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指示，保全了所有的档案卷宗。解放以后，遵照人民银行军代表的指示，负责办理清点移交，并得以继续留用，被指派在人民银行接收中央银行清理处担任副科长。10月，改派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放款科担任稽核组长。1950年秋，上海分行成立放款室，调升徐以楙为综合科负责人。1951年冬，改组为私人业务室，徐以楙担任文书课长。
徐以楙一家1950年代初在上海万方照相馆拍摄全家福
1952年，徐以楙进入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2年12月在华东革大的学习结束后，被调派到上海同济大学担任建筑设计工程处的会计工作，从此就在同济大学工作，先后在总务处基建科负责财会统计、在勤工俭学委员会管理全校师生勤工俭学收入、在建筑设计院担任财会工作、在总务处财务科办理工会职工互助金收付账务，兼管财务档卷等文书事务。总之，成为一名不显眼的高校财务工作者。
徐以楙1952年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时撰写的个人经历草稿
“文革”爆发，徐以楙受到冲击。1971年3月，徐以楙回到财务科重新恢复工作，但被定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1972年，徐以楙退休，他称这是“劫后余生”。1978年10月，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撤销了这个结论，徐以楙得以安度晚年。1980年，他成为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党员。
退休后，徐以楙推动成立了上海商业职工业余进修学校，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经济研究工作组，并在上海市科协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财务会计事务所担任培训组副组长。1990年，徐以楙辞世，享年83岁。
或许是个性使然，也可能是会计专业的训练熏染，徐以楙特别注重保存资料。从复旦的毕业证书，到国府时期的会计师登记表，1949年以后的各种档案表格、历次运动中的交代材料，乃至结婚时的请柬、家书的底稿、随手的笔记，都被他细心收藏，至今仍完整保存。徐以楙出生于1907年，逝于1990年，大略相当于所谓“短二十世纪”，他的人生或许平凡，但相对于20世纪的波澜壮阔来说，徐以楙顺利读完大学，毕业后就到中央政府做公务员，安然度过政权交接，虽然在政治运动中不免受难，总算善始善终，晚年还能有所作为，已经超出大多数同辈人了。
徐以楙一家1974年全年固定收支账簿
徐以楙一家1974年元月账簿
今年是复旦管理学院恢复建院40周年。据悉，徐以楙的日记等收藏将会在10月23日启幕的管院博物馆“印记管院 拓新领变——大众篆刻作品展”中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