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张钊涵 记者 李欣媛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文化周报”继续向你汇总呈现最近国内外文艺圈、出版界、书店业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日，我们关注公共场合阅读被指装腔作势，阅读或失去道德位置，白宫官网上线媒体“耻辱堂”，年终盘点显示本土内容遭算法排斥，澳大利亚寻求政策干预提高本土音乐竞争力。
酒吧里的“读书表演”，是在消费知识，还是消费自己？
一个男人走进酒吧，在吧台前坐下，点一杯酒，从帆布包里取出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然后埋头阅读。在和上，这种在公共场合阅读的行为被称为“表演型阅读”：把书当作配饰，随身携带大部头作品，用以吸引潜在的约会对象。当其他人都戴着降噪耳机刷新社交媒体时，表演型阅读似乎提供了某种智识上的优越感。
这种指认方式多少显得武断，但社交媒体期望将任何情绪放大，“表演型阅读”已经扎根于大众想象之中。在美国语境下，特朗普的竞选宣言（我爱那些读书不多的人！）甚至为这种指认方式提供了政治正义：坚持阅读很难，但指责这种行为是装腔作势总归容易得多。然而，仅仅十年前，约翰·沃特斯的名言“如果你跟某人回家，发现他家里没有书，就别和他上床”还被印在帆布包上。
文化规范固然是一种匿名的现实，但它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新语词是诊疗新生的文化现象，还是照亮了早已存在的事实？
社交媒体上对阅读的符号化始于2021年，当时名人组织的读书会迎来井喷，而上致力于推广与讨论流行小说的“”也把书籍变成了一种“配饰”。杂志《新政治家》（The New ）的莎拉·马纳维斯（Sarah ）曾写道， “本质上就是表演性的”，那些“潮书”之所以爆红，并非因为文本的质量，而是它们象征着一种“愈发时髦的、伪知识分子式的审美”。作为某种姿态性的反拨，阅读大部头自然携带着更多的智识资源。放回中文语境，伍迪·艾伦、“高智感”和“知识分子穿搭”的搜索量暴涨也就不难理解了。
阅读这一行为的审美化，只是商品化进程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在经济意义上并无任何特殊性。文化左派和保守主义者一度联合起来批判新技术的侵扰，在雷蒙·威廉斯的巨著《文化与社会》中，他将“文化”作为最高上诉法庭而批评文化的商品化、庸俗化以及对人们集体生活方式的败坏。
新媒体的整合功能将旧媒介推向墓碑，摄影、音乐和电影纷纷坍缩为图标。直到今天，阅读仍然是社交媒体唯一无法复制的文化形式，纸张的厚重感是无法模拟的。然而，据《卫报》统计，近五年世界范围内的纸质书销量不降反增，英国图书馆的人流量也逐年增长，这对文化唯物主义者而言无疑是严重的打击。
即便在个体主义盛行的主流社会中，对真实的迷恋和苛求也迫使人们不断审视自身，在场感需要持续不断的设计。“美德信号”（ ）在2010年代中期变得备受厌恶，用简单的文字进行政治声援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姿态，真诚的表达反而被视为别有所图——这是消费逻辑的副产品，所有不讽刺、不解构的内容都被指认为表演，与此一同发生的，是美国公民识字率的下降、高等教育对人文学科的削减和人工智能对时间的侵占，老生常谈的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素养问题似乎已经无法唤起公众的警惕。
至于前文提到的《无尽的玩笑》，或许是当下最适配“表演型阅读”的文本，作者在其中描绘了一个政治动荡、企业割据、自然环境濒临崩溃的反乌托邦世界，而小说中的人物几乎对此毫无察觉，他们通过酒精、高强度健身和过度的媒体消费逃避真实世界，这不啻为一种共享的孤独。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华莱士说“阅读需要一个人独自坐在安静的房间里，我有些很聪明的朋友不喜欢阅读，只是因为恐惧孤独。”而互联网恰恰最擅长驱散这种恐惧——不断划动屏幕，即便不能消解孤独，也足够以拖代变，尽量延后。他担心在一个充斥着强感官刺激的时代，阅读将会失去自身的道德价值。一个并不遥远的问题是：如果在公共场合阅读会遭人嘲笑，我们需要回家锁上房门偷偷读书吗？
白宫官网上线媒体“耻辱堂”
“误导的，有偏见的，原形毕露的”(..)，这是美国白宫官网页面顶端的一则标语，该网站于上周晚些时候发布了两个模块：“本周媒体违规者”（Media of the Week）和“违规者耻辱堂”（ Hall of Shame）。访问者可以使用页面底部的数据库进行报道搜索，撰文的记者姓名也被不加保护地收入其中。被公示的报道主题涵盖特朗普的政策倡议、移民执法行动和关税政策，每篇报道都被标注了诸如“谎言”“左翼疯狂”“渎职”“断章取义”的标签。
目前，该网站列出了近二十家媒体，以及超过50名记者和电视评论员。本周的“媒体违规者”是《华盛顿邮报》，“耻辱堂”则加入了CBS、CNN和MSNBC三家媒体。此外，《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被列入存在偏见或错误信息的长名单。值得一提的是，福克斯新闻也一度被列入其中，而后其发布声明称一位受指控的记者被误认为其工作人员，白宫网站立即将其撤出了名单。即便存在自导自演的质疑，特朗普本人至少希望表现出自己对红蓝两派媒体一视同仁的强硬态度。
被频繁点名的《华盛顿邮报》其中一篇文章写道，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停止将纳粹符号（卐）和绞索归类为仇恨符号。这一行动在报道发表后被海岸警卫队迅速撤回，有媒体在后续报道中迅速确认了这一反转。面对美国政府的指责，该报引用了一位内部发言人的话：“《华盛顿邮报》为其准确而严谨的新闻工作感到自豪。”
“媒体耻辱堂”的推出，只是特朗普对媒体孜孜不倦攻击中的最新一环。在本任期内，白宫已多次将一些美国主要新闻机构称为“人民公敌”。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 ）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新的媒体偏见网站是对白宫所称的“假新闻”“对会议的不准确描述”以及“基于匿名消息源的报道”的回应。“这呼应了我们第一天起做出的承诺：让媒体承担责任。”有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可能对媒体报道产生寒蝉效应，并危及记者的安全。
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加大力度对女记者进行个人攻击。月初，在空军一号的一次冲突中，特朗普称彭博新闻的一位记者是“piggy”（“猪猡”），因为这位记者就爱泼斯坦案对他发起了提问。上周，一则Truth 的帖文中，特朗普称《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是“三流记者，表里如一的丑陋”，此前她撰写的一篇文章暗示了这位80多岁的总统缺乏精力。新闻自由基金会（ of the Press ）主管塞思·斯特恩（Seth Stern）表示，特朗普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他并不真正在乎媒体偏见，而是记恨记者没有恭维他，也没有复述他的谎言，“总统自封为媒体的仲裁者，这本身就足够荒唐”。
美国职业记者协会（ of ）于本周一呼吁政府撤下该网页，并“为政府官员与记者之间的交锋降温”。
发布年终盘点，澳洲寻求政策干预提高本土音乐竞争力
“音乐流媒体服务的算法正在扼杀澳大利亚本土的音乐产业。”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尔·佩奇（Will Page）撰写的报告显示，从2021年到2024年，澳大利亚境内的本土艺人播放量下降了20%。与此同时，尽管澳大利亚音乐的总体收入上涨了 25%，但分配给本土艺人的份额却减少了30%。在最新发布的年终盘点中，澳大利亚用户最常听的歌手是：泰勒·斯威夫特（ Swift）、德雷克（Drake）、摩根·沃伦（ ）、威肯（The ）和比莉·艾利什（ ）。佩奇称，流媒体服务的算法也许能识别语言，但它们忽略了地域因素，这意味着本土音乐通常不会被推荐给澳大利亚听众。
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 ）为报告作序，他认为机会比人才更加稀缺，然而在算法取代DJ的流媒体时代，本土的文化声音正面临被淹没的风险。“正如我们投资科技、能源和国防一样，我们也必须制定政策、投资文化。因为身份认同是信心的基础。”
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内（ ）曾提出，澳大利亚深受“距离的暴政”（ of ）所苦，国家发展长期受制于与世界权力中心的遥远距离，海运时代高成本的航程限制了移民和贸易，因此成为世界边陲。然而，在广播和唱片时代，足够远的距离反而提供了天然的文化保护政策，澳大利亚一度拥有非常健康的广播网络，澳大利亚公共广播公司（ABC）设立了青年音乐电台 J，为全国范围的音乐创作提供支持，超过450家社区广播电台为原住民音乐和区域文化保留了足够的空间。然而，流媒体和算法则打破了这层缓冲，让澳洲音乐直接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中。
澳大利亚今日面临的危机，加拿大早在半世纪前就已经开始寻求解法。1971年，加拿大开始施行“加拿大内容”（ ，简称）政策，要求广播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必须制播一定比例的加拿大本土内容。衡量标准即MAPL制度，包含音乐（Music）、演唱者（）、录音（）、歌词（），满足其中两条即可视为加拿大内容，这种制度保护使加拿大在九十年代一度成为全球音乐产业第六大市场。
由于和不受CRTC（加拿大广播电视与电信委员会）规制，2023年加拿大对原有的广播法进行修订，形成《在线流媒体法》，CRTC要求在加拿大年收入超过一定门槛的在线流媒体，拿出约5%的本地收入，投入支持加拿大内容的各类基金（包括原住民内容、法语内容、独立新闻等），这一政策被平台视为变相征税。更加引起争议的是，CRTC要求提高加拿大本土内容的算法权重，获取更高的“可见性”。加拿大民众担心，CRTC作为非民选监管机构，拥有过于宽泛的裁量权，言论自由或将受到威胁。政策支持者则称，平台瓜分了广告和订阅收入，因此也应当承担文化义务。
加拿大带给澳大利亚的启示或许是，寄希望于算法本身是无助于在地文化的。在上，澳大利亚听众的年度关键词是流行（pop）和情色（smut），这本身就是一种警醒：在内生的文化无法得到表达时，享乐主义的价值往往会以普世的面目出现。对处于文化守势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文化保护主义与审查制度的界限，仍然是需要摸索的问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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