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十章〉的整理与研究》，梁佳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78.00元
西学东渐肇始于十六世纪耶稣会士来华，至十九世纪，来自异域新事物和新思想对中国学界、政界乃至社会秩序和伦理价值观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其中西医因兼具医理新知和医院诊疗之“体用”的双重效应，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覆盖了从士大夫、官贾、平民百姓乃至乡村野夫等所有阶层，晚清民初的知识精英均会对西来的身体观、疾病观、医疗诊治和医生培养模式等西洋技艺评头论足一番，以阐释“医国医人”之情怀。二十一世纪以后，在史学研究向“新文化史”和社会学史转向的风气推动下，西医知识传入、西医本土移植生成、疾病史以及中医转型等议题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其中汉译西医教科书的研究构成了这一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集中在“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的翻译、教学与接受等方面，梁佳媛新近出版的《〈体用十章〉的整理与研究》便是这一研究取向的代表之作。
《体用十章》的底本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当时译为哈士烈）撰写的一本生理学教材，英文原名为《生理学浅说》( in )，由孔庆高笔译，嘉约翰校正，1884年广州博济医局出版。孔庆高是广州同文馆学员，学习英文，在馆中英汉互译考试中多次获得优异成绩。研修期间，因病去广州博济医局问诊，结识了医院负责人、美国医学传教士嘉约翰，受邀参与该院医学教科书的翻译工作，不到十年间先后独立完成四部西医译著，嘉约翰著《西医内科全书》(1882)、《体质穷源》(1883)、《体用十章》(1884)和《妇科精蕴图说》(1889)。除第一部署嘉约翰著，其余三部均署“美国嘉约翰医生校正”，孔庆高译文总数达十余万字，堪称华人西医译著之翘楚，梁佳媛誉之为“洵开国人主译西文医籍之先河”。然而，纵观既往相关研究，孔庆高的名字及其在西医知识传播中的贡献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体用十章》一书稀缺难觅固然是理由之一，但孔庆高的译名被刻意遮蔽才是导致其湮没无闻的真正缘由。1885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年报》中将孔继良所译的三部医书悉数归入自己名下，只字未提孔氏之名。同年，这份报告在传教士主办的《教务杂志》上转载；1887年，《博医会报》介绍汉译医籍时又沿用了这一说法。由于后两份杂志是研究十九世纪西医在华史的权威性第一手史料，学界鲜少质疑其记载的准确性，因此在西人建构的医籍汉译叙事史中，华人译者的名字就被隐匿了。孔庆高和《体用十章》仅以目录形式出现在中文《皇朝续文献通考》和华人的私人笔记中。
清代医院手术室的病人。
在《〈体用十章〉的整理与研究》一书中，梁佳媛以知识考古的方式深耕史料，还原了孔继良的译书过程，并使相关华人参与者从幕后走到了这场知识传播活动的前台。通过对译本与多版本的原著的文字、图片和知识逐一比对考订之后，作者认为《体用十章》的底本非学界所认为的赫胥黎与美国出版商尤曼斯合著之《生理卫生学初阶》(The of and )，并对《教务杂志》记载的底本提出质疑。《生理学浅说》一书涵盖了十九世纪初期至七十年代欧洲生理实验的最新成就，体现了赫胥黎在大学中普及生理学教育的理念，该书在近代生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者由图文体量、新知域界、理论证验方式等比较论证，确认《体用十章》为《生理学浅说》之节译本，篇幅为原书的六分之一，译者有两章未译。研究者注意到译者不仅删除了反映赫胥黎“宗教不可知论”思想的章节；反而在译文中添加了原著中未曾出现过的“造物”一词，编造了“此上主造物所以体无不备、用无不周之意”之类的说法，以传达“上帝”造人之全能与慈恩的宗教观念。这意味着，《体用十章》译者试图通过隐晦的修辞策略，在“自然神学”与“格致学”之间进行调适，这有悖于赫胥黎的原始立场。
中国的生理学教育始于1840年代末期，由英国医生合信在广州金利埠医院开始教授，合信设定了按“自然神学”的思路翻译解剖生理学著作的范式，此后到十九世纪末，传教士翻译阐释身体知识时均未脱离“自然神学”的轨道，他们深信“造物之心，似非智力所可考而知也”，因而“造物”一词，在十九世纪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汉译本中如“神”一般无处不在。唯一例外的是供职北京同文馆教授生理学的英国医生德贞，其译著中不见任何自然神学的痕迹。从本质上而言，在华西人译介欧洲新医知识时，将自身置于“体（宗教理念）”与“用（生理实验）”的认知困境中。
英国合信、清陈修堂合撰、清咸丰元年（1851）广州惠爱医局刻本《全体新论》复制件。该书是近代首部系统性阐述西医解剖学的著作。现收藏于上海图书馆（东馆）。视觉中国 图
《体用十章》之“体”与“用”，分别指代“全体”和“功用”，表达了“盖有其体，必有其用”之意，是生理学的早期译名之一。然而，在西医知识中文化的进程中，“体用”之说还可引申为东西方文化交往中的思想冲突与调适，《体用十章》的译者创制或使用了诸多华人不熟悉的新词，如“蛋白”“轮精”等术语，但其表述生理学知识的语义系统和阐发格致思想的诠释框架依托于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例如在“论各经运用得宜皆主于脑”一节中“而血气为医士之粮官，粮不足则兵无济，故先足食，而后足兵，欲补身莫先补血。然苟火力过识，风势正盛，为医者固当小心扑灭，庶尽为医之道耳”。梁佳媛认为孔庆高的译解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这个结论尚待商榷，但至少她揭示了在华人孔庆高主导的西医译本中所隐含的思想张力。在西人主裁的翻译时代，孔庆高的出现打破了由洋人垄断的知识阐释权，由此，在译者与原著者、东方医理和西方科学精神之间构建起一道新的交互网络，推进了西医新学的传播。
西医知识中文化既是知识再生产的过程，更是文化交往的过程，其中涉及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教育、哲学和宗教传统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扩散、对话与较量。《〈体用十章〉的整理与研究》是一部史料与考证研究兼具的作品，为评估晚清时期医学知识的传播、文化借鉴的意义、宗教渗透的强度以及思想较量等议题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