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幼时初到省城，我站在百货大楼的自动扶梯前，踌躇良久。那阶梯会自己移动，在我眼中简直是西洋镜里的魔术。我先伸左脚，缩回来；再探右脚，仍不敢踏上去。最后被父亲一把拉上去，站在移动的阶梯上，我只觉得一阵眩晕，手心沁出汗来，紧紧攥着父亲的衣角不放。而今想来，那不过是最寻常的自动扶梯罢了，三岁孩童也能从容上下。
人的眼界，原是这样一点点撑开的。
后来我去上海，站在环球金融中心的超高速电梯里，几十秒便攀升数百米，耳膜微微发胀，却再也没有当初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了。都市人日日与这些“奇迹”相伴，早已见怪不怪。
科技带来的震撼尚能如此快速消退，何况那些更为抽象的文化冲击？
我想起八十年代，家乡小城来了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整条街的人都拥出来看稀奇。小孩子跟在后面跑，大人们交头接耳，还有人壮着胆子上去摸人家的衣服料子。而今北上广深的街头，外国人随处可见，和本地人一样行色匆匆，再没有人会多看一眼。这变化不过四十年光景。
易中天先生讲三国，说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给予理解；罗翔老师说刑法，谈到罪大恶极的犯人，也要先讲“每个人都是目的，而非工具”。同一桩事，从不同学科的“逻辑起点”出发，竟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听众初时哗然，继而思索，最后也就接受了这种“认知多样性”。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见怪不怪”？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话被误解得多，理解得少。他并非要为一切现存事物辩护，而是说任何存在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就像热带雨林中，既有参天大树，也有匍匐藤蔓；既有艳丽花朵，也有腐朽枝叶。生态学家告诉我们，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多样性，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我认识一位老派知识分子，年轻时见不得半点“离经叛道”，如今七十多岁，反倒成了宽容的人。问他缘故，他说：“活久了就明白，太阳底下无新事。你以为的‘怪’，不过是还没看惯罢了。”这话朴素，却道出了认知的真相。人的视野开阔了，心中的标尺自然就多了几重刻度。
记得初学绘画时，老师让我们画苹果。我精心调配苹果常见的红色，却被老师制止。他端出一篮苹果，红的、黄的、青的、带斑点的、有疤痕的，说：“哪个不是苹果？”后来看莫奈的《干草堆》系列，同一堆干草，在不同光线下一会儿金黄，一会儿紫灰，我才懂得“真实”从来不是单一色彩。
当今的网络上，常有非此即彼的论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保守与激进……争得面红耳赤，仿佛真理只有一个模样。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看见斑马，困惑地问父亲：“它究竟是白底黑纹还是黑底白纹？”父亲笑道：“斑马就是斑马。”
云南的梯田，远看是规整的几何图形，近看每块田的形状、大小、高低都不相同。正是这种“不规则”，构成了整体的和谐。人类认知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见惯了“异”，“常”的边界自然就拓宽了。
现代都市的地铁里，穿汉服的少女与西装革履的白领并肩而立，谁也不觉得突兀；大学教授的讲座视频和农民工的街头弹唱，在同一块手机屏幕上滑动。这种“混杂”，在三十年前会被视为“怪”，在今天却是最平常的风景。
黄昏时分，我常去公园散步。那里有跳广场舞的大妈，有玩滑板的少年，有唱京剧的老人，还有练习外语口语的学生。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初听杂乱，久了却觉得自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韵律。这大概就是多样性的魅力——当“怪”成了日常，“常”也就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从害怕自动扶梯的小孩，到坦然面对认知冲突的成人，这条路上，我们失去的是大惊小怪的新鲜感，获得的却是海纳百川的包容力。世界原本纷繁，见怪不怪，或许才是真正的成熟。